无悔华夏：面对强大的北方异族，大汉王朝如何逆转翻盘？详解汉匈关系的百年变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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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公元前三世纪前后的大漠南北，崛起了一个新生的游牧民族——匈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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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个民族不断壮大，虽然一度遭到赵国和秦国的打击，但却并没有一蹶不振，到了秦汉之交的时候，匈奴趁中原战乱而无力北顾的时机终于发展成一个庞然大物。

匈奴以其强劲的武力，展示了一个游牧帝国不容忽视的力量，从此成为东北亚地区的霸主，也成为新生的西汉王朝所面临的最大威胁。

然而曾经强大的匈奴民族也有衰落的一天，他们部分内附中原王朝，部分西迁，终于在南北朝时期彻底消亡。尽管他们作为华夏民族的一部分，已经融进了我们的血脉里，但匈奴这个名字却永远消失在了浩瀚的历史中。

为什么强盛一时的匈奴会走向衰亡的结局？这便不得不提到那场波澜壮阔的汉匈战争，这场战争决定了两个民族的存亡。

故事还得从汉初说起，汉高祖五年（前202年），刘邦汇集各路诸侯于垓下击败项羽，从此成为天下共主，然而此时却还有几位实力强大的异姓王，他们的存在让刘邦依然不能高枕无忧。于是从当年开始，刘邦就展开了对异姓王的剪除计划，结果燕王臧荼和楚王韩信先后成了牺牲品。

接下来刘邦要对付的就是另一位韩王韩信，这个和兵仙韩信同名同姓的诸侯王被刘邦将封地迁到晋阳，其目的一是让这位旧韩国王室之后远离他的根基之地，同时也有让他成为对抗北方威胁的炮灰之意。

韩王信在两大强权的夹缝中艰难生存，臧荼的前车之鉴也让他倍感恐惧，终于叛汉降匈，由此引发了长达一百余年的汉匈战争。

此时的汉高祖刘邦尚对匈奴的强大没有一个确切的认识，自忖凭着楚汉争霸淬炼出的百战精兵，应对匈奴不在话下。

于是汉高祖七年（前200年），刘邦亲率以步兵为主的三十二万大军北征，然而他的对手却拥有四十万精骑，此战的凶险不言而喻。

面对汉军的攻势，匈奴首领冒顿单于利用诈败诱敌之计，将刘邦及其先头部队于平城（今山西大同）城外的白登山重重围困。

命悬一线之际，刘邦被逼无奈，只好采用陈平之计，向冒顿的皇后（匈奴称之为“阏氏”）贿赂求情，而冒顿也意识到自己没有一举灭亡汉朝的实力，于是将包围圈打开了一个缺口，刘邦这才侥幸逃得性命——此事便是大汉的国耻“白登之围”。

然而匈奴的威胁却远未解除，为了应对不利的局面，谋士娄敬无奈之下提出了和亲之计。

娄敬比刘邦头脑更加清醒，当初冒顿的示敌以弱之计就被他看破，可惜刘邦不听忠言，经过打击后他才不得不相信娄敬。

此时汉朝初建，国内百废待兴，没有千里远征击败匈奴的实力，而和亲一方面可以稳住匈奴，另一方面也能为自己的发展争取时间。

此外娄敬还认为，如果匈奴单于将和亲公主所生之子立为继承人，那汉朝皇帝就是孩子的外公，他一定不敢和汉朝分庭抗礼。

可惜的是娄敬的想法还是落空了，身为匈奴单于，他代表的是匈奴民族的利益，其自身的血统是无关紧要的，而后来局势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。不过和亲政策还是有一定效果的，这确实为汉朝赢得了一段相对和平的发展期。

汉高祖刘邦去世后，汉朝统治者继续勉力维持了和匈奴和亲的关系，但是冒顿单于却变本加厉，甚至写了一封侮辱性的来信给吕后，信中说道：

“孤偾之君，生于沮泽之中，长于平野牛马之域，数至边境，愿游中国。陛下独立，孤偾独居。两主不乐，无以自虞，愿以所有，易其所无。”
（我是个孤家寡人，生活在只能放牧牛马的蛮荒之地，我多次到边境来，希望能到中原游历一番。您为中国之主，和我一样孤独。我听说你失去了丈夫守寡，既然我们都寂寞难耐，那你来做我的女人，我们两个孤独的君王为何不能互通有无呢。

这封来信刚送到时，确实惹得吕后大怒，《资治通鉴》对此信评价为“言辞极亵”，只怕实际内容要比润色的更下流，但面对朝堂之上群情汹汹，吕后冷静下来后，却体现出一个成熟zheng治家的手腕，于是回信写道：

“单于不忘弊邑，赐之以书，弊邑恐惧。退而自图，年老气衰，发齿堕落，行步失度，单于过听，不足以自污。弊邑无罪，宜在见赦。窃有御车二乘，马二驷，以奉常驾。”
（单于没有忘掉敝国，以书信相赐，我们诚惶诚恐。我年老气衰，头发、牙齿脱落，路也走不稳，不值得单于屈尊折辱，还请宽恕。我有两辆御车，八匹御马，奉送给您以表心意。）

吕后心里清楚，以汉初凋敝的民生和实力，无法支持一场赌气的远争。最终只得以一封言辞卑微的回信作为答复，“谩书之辱”的雪耻，也同样只能交给后人去实现了。

此后文景二帝时期，虽匈奴仍然屡次犯边，但汉朝始终维持着和亲政策，并互通关市，每年赠送匈奴礼物，以求对方加以收敛。

这期间最凶险的一次则是汉景帝时期的七国之乱，幸有周亚夫闪电平叛，才让匈奴来不及对中原乱局进行干涉，汉朝又度过了一次危机。

偌大的中原王朝面对异族如此委曲求全，实属屈辱之至，但为了积蓄实力一雪前耻，一切都是值得的。

之后的文景之治，让汉朝逐步抚平了战争的创伤，国力大幅增强。这段时间朝廷采取轻徭薄赋、休养生息的政策，缔造了中国历史上一个飞速发展的伟大时代，同时也为后来汉武帝征伐匈奴奠定了坚实物质基础。

相反匈奴却开始盛极而衰，这个政权的经济脆弱而分散，受天灾等因素的影响程度要远大于中原。此外这个游牧帝国是凭借强大的武力建立起的一个军事联合体，松散的联盟一旦遭遇打击就会陷入动荡。

此消彼长之下，局势已经发生逆转，汉朝在实力上悄然完成了对匈奴的超越。

然而在汉武帝继位之初，维持和亲这一声音却依然是朝中的主流，甚至在平定七国之乱时立下大功的韩安国也不主张和匈奴开战。
在韩安国看来，千里远征胜算很小。匈奴强大又残暴，而且机动性极强，很难控制他们。汉军到几千里以外与匈奴争锋，人马将会疲惫，弱点也会被匈奴加以利用。正如强弩到了尽头连鲁缟也射不穿；狂风到了最后连鸿毛也吹不起。这并不是力量不强，而是最后会衰竭。所以发兵攻打匈奴弊大于利，不如和亲。

朝堂舆论也大多对此表示认同，汉武帝只好作罢，不过他却没有放弃为大汉雪耻的念头，而是继续蛰伏。
就在这个时候，传来西域大月氏为匈奴所欺凌的消息，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立刻从中发现了一个良机，于是令张骞出使西域，为汉朝拉拢盟友。

该来的总会来，元光元年（前134），雁门郡马邑的豪绅聂壹献计，他愿诈降匈奴，谎称已杀死当地官吏并控制了城池，以此将匈奴大军诱入圈套，从而将其歼灭。

之前韩安国反对的是主动出击，但如今马邑之谋是要诱敌深入，这下朝中反对力量再也无话可说，汉匈两国之间停歇了数十年的大规模战火即将被再次点燃。

为了这次战斗，汉朝做了精心准备，在马邑埋伏了三十多万精兵，只待匈奴入套。无奈造化弄人，匈奴意外抓住了一个汉朝低级官吏，从他口中得知了汉朝的全部计划，遂撤军而去，马邑之谋最终功败垂成，而和亲勉强维系的汉匈关系，由此全面破裂。

但这次失败的军事行动让汉王朝上下有了一个统一的认识，匈奴强在骑兵，他们来去如风，以步兵为主的汉军即使能在野战中获胜，也难以将其彻底击溃，因此防守反击的战术对匈奴并不奏效。若想彻底战胜匈奴，必须要组建一支比匈奴更强大的骑兵，通过主动出击破坏敌人的根基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一支古代史上空前强大的骑兵部队诞生了。
而在这场关系到两国命运的大战中，卫青和霍去病这两位大汉双璧成了最耀眼的明星。

元光六年（前129年），卫青首次踏上讨伐匈奴的征程，他首战告捷，深入敌境，直捣匈奴圣地龙城，这是汉朝建立七十多年来对匈奴首次大规模胜利，意义极为重大。此后卫青连战连胜，夺取河套地区，汉朝在此地修建了朔方城，成为日后北进的前沿基地。

而他的外甥霍去病也不遑多让，在反击匈奴的另一条战线上大放异彩。

元朔三年（前126年），出使西域十几年的张骞终于回到了长安，虽然他未能完成与大月氏结盟共抗匈奴的使命，但却带回了新的信息，即乌孙占据了原大月氏的领土。张骞建议可以和乌孙和亲结盟，如此便能“斩断匈奴右臂”。

此时卫青在北线多次出击，匈奴的势力已经几乎被赶出大漠以南，为了对匈奴侧翼进行包抄，汉武帝决定让霍去病开辟西线战场。

元狩二年（公元前121）春，霍去病率一万精骑出兵河西，在短短六天时间里，他奔袭一千多里，斩杀匈奴折兰王、卢胡王，歼敌八千多人，并俘获大量匈奴贵族，取得了一次辉煌的胜利。

当年夏天，霍去病再次出击，这一次他的继续深入，越过居延泽（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东南），进至祁连山脉。此战霍去病歼敌三万余人，自身损失不过三千，对匈奴又造成了一次重创，也彻底斩断了匈奴的右臂，自此河西走廊已经被完全打通，曾不可一世的匈奴人为此哀叹：

“失我焉支山，令我妇女无颜色。失我祁连山，使我六畜不蕃息。”

经过在漠南和河西的轮番打击，匈奴的实力遭到严重削弱，如今已到了对匈奴发起最后一战的时刻了。

元狩四年（前119年），汉武帝命卫青霍去病各率五万精骑深入漠北讨伐匈奴，发动了一次规模宏大的钳形攻势。其中卫青的军队出定襄（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东南），攻伊稚斜单于；霍去病的东路军出代郡，攻匈奴左贤王。

这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漠北之战，也是汉匈主力之间的大决战。

卫青与伊稚斜遭遇后，深知对方以逸待劳，不宜强攻，于是将战车布置成环形阵，并以五千骑兵作为机动力量在外面策应。激战持续了一天，到了黄昏时分，匈奴军形势愈发不利，伊稚斜心惊胆寒，率少量人马突围而去。卫青趁势发起反击，歼敌一万九千多人。

与此同时，东路霍去病的进展也极为顺利，一路高歌猛进，以一万余人的代价，歼灭匈奴七万余人，并完成了封狼居胥的壮举。

经此一战，匈奴主力大部被歼，自此一蹶不振，漠南已无王廷。势力的衰微，让匈奴在西域的影响力也逐渐消散，汉武帝设立的“使者校尉”由此承担起管辖西域的重任，成为“西域都护”的前身，同时丝绸之路的陆续打通，也标志大汉王朝进入了鼎盛期。

而匈奴在漠北大败后，伊稚斜没过几年就一命呜呼，匈奴也在连番的内部动乱中持续衰落。终于在汉宣帝五凤四年（前54年），呼韩邪单于向汉朝称臣，大汉终于一雪前耻。